能盈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个圈套。切莫低估民营企业家的智慧,要骗人家上当,可不那么容易。
如果在算清楚帐之后还有人愿意来投资,恐怕问题更为严重。十有八九,来投资的人根本就没按好心,也许是来给自己企业圈钱的,也许是“黑吃黑”,想捞一把就跑。自从金融监管当局表示欢迎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以来,民间资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症结。
显然,只有政府出面负担部分改造成本才能对民间资本具有吸引力。在这里同样面对着非常困难的选择:首先,这笔费用究竟有多高?从哪里出?其次,由于缺乏形成有效治理结构的机制,即使政府负担了这一部分成本,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造的成功。
倘若无原则地向农信社注入资金,成功概率很低。在农信社改革中最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信贷资金支持,而是微观机制的改革。只有彻底改变农信社的产权机构和内部治理之后,才有可能将他们转变成为财务健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金融机构。因此,应当认真逐个评估农信社改革的可行性。只给那些有希望改革成功的农信社注入资金,而绝对要避免将资金注入那些难以挽救的农信社。 四、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某些农信社改革方案依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思路:自上而下地制订一套措施,给农村信用社一笔资金,改变农村信用社领导归属。在这些方案中,政府官员扮演着主导一切的角色,市场机制在哪里?当初创办农村信用社的时候,走的是计划经济道路,现在的改革方案不知不觉又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
按照计划经济思路来指导农村信用社改革,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向上套国家的钱,向下圈民众的钱。似乎只要有了钱就能解决农信社的问题。这些人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要靠谁来执行?如果能够按照计划经济思路来改造农信社的话,早就应当见效了。计划经济的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把人琢磨透。在计划经济时代喊了不少口号,从表面来看,似乎非常完美,可是在实践中完全行不通。依靠计划经济思路是永远解决不了农村信用社问题的。无论是把农村信用社并成县级联社,还是让他们改组成农村商业银行,人还是原来的人,体制还是原来的体制,凭什么就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修修补补,无济于事。
创建新的农村金融机构需要有二大要素:第一,要有产权主体。这个产权主体必须在产权界定上非常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董事会。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批民营企业家出资,并且坐在民营银行的董事会中,切实监督公司的运作。如有可能应当尽量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哪怕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只出资5%,只要有他们的代表坐在董事会中,那么就非常有利于金融监管,信息透明度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不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家,那么就很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要有合格的金融人才。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来识别、挑选金融机构的代理人。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董事会来选择经理。目前农信社改革基本上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在这种政府行为中,选择的经理人员必然是局限于现有金融官员的圈子之内。各种寻租现象将防不胜防。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新建民营银行就一定能够选拔出优秀的金融人才吗?确实,在没有实践之前,谁都没有这样的把握。但是,“新建”民营银行的股本金来自于民营企业,产权是非常清晰的。股东多数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必然会竭尽全力来挑选优秀金融人才。由他们来挑选人才(或者从国有银行中挖人才),要比组织部门本事大得多。倘若他们在人才选择上犯错误,这些错误的代价将由股东来承担,即使有错误也会较快地得到纠正。从自下而上的市场竞争中比较容易鉴别、挑选出合格的金融人才。
市场调节是解决农村融资难的根本途径。是相信政府作用还是相信市场机制是农村金融改革两种思路的分水岭。要彻底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就必须要彻底抛弃旧的计划经济思路,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前进一步,海阔天空。无论是金融资源还是金融人才都存在于市场之中。
五、与民营经济对接
毫无疑问,中国农村经济应当以民营经济为主。农村金融机构要为农业服务,也就是为民营经济服务。当前的农信社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不是所有的农信社都能通过改造之后能够和民营经济实现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活动中生成,它不可能从当前的农信社体制中找到生长点。也就是说,应当让民营经济通过内部资金融通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
据统计,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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