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市场交易，其中每一方都能在低于实际市场运行成本的水平上组织生产。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A向B购买产品，且A和B都能在低于其现在成本的条件下组织市场交易。我们可以假定，B不是组织生产的一个过程或阶段，而是组织许多个。假如A由此希望避免市场交易，那他将不得不接管所有由B控制的生产过程。除非A接管了所有生产过程，否则市场交易将依然存在，尽管市场上交易的是不同的产品。但我们前面已经假定，每一个生产者的扩张会导致效率降低；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附加成本会上升。A组织先前由B组织的交易的成本可能会大于B做这件事的成本。只有当A组织B的工作的成本不大于B的成本且数量上等于公开市场上完成同样交易的成本时，A才会由此接管B的所有组织。可一旦市场交易变得经济时，以这样的方式将生产分开也要付出代价，即在每一个企业中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是一样的。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假定通过价格机制发生的市场交易是同质的。事实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比我们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实际交易更多样化了。这似乎意味着通过价格机制完成交易的成本是彼此差异很大的，而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亦如此。因此，即使撇开收益递减问题，在企业内部组织某些交易的成本似乎也有可能大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交易的成本。这必然意味着通过价格机制完成的交易是存在的，但这意味着必须存在一个以上的企业吗？显然不是，因为在经济体制中，凡是资源导向不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的所有领域，都能被组织到一个企业中去。本文早先讨论的因素看来很重要，尽管难以断言“管理收益递减”或要素供给价格上升是否看起来更为重要。

　　所以，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在如下情况下将趋于扩大：

　　组织成本愈少，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成本上升得愈慢。

　　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小，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失误增加得愈少。

　　企业规模愈大，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下降得愈大（或上升得愈小）。

　　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除了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千差万别外，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和相对价格变化的可能性的增加，组织成本和失误带来的亏损似乎也会增加。29当更多的交易由一个企业家来组织时，交易似乎将倾向于既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位置。这为企业扩大时效率将趋于下降提供了一个附加原因。倾向于使生产要素结合得更紧和分布空间更小的创新，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30倾向于降低空间组织成本的电话和电报的技术变革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一切有助于提高管理技术的变革都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31，32 

　　应该注意到，上面给出的企业的定义能被用于对“联合”和“一体化”33作出精确的解释。当先前由两个或更多个企业家组织的交易变成由一个企业家组织时，便出现了联合。当所涉及的先前由企业家之间在市场上完成的交易被组织起来时，这便是一体化。企业能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同时以这两种方式进行扩张。整个“竞争性产业的结构”便能用通常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处理了。

3

　　前一节中所考察的问题井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完全忽视。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上述关于企业在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原因比其他已有的解释更可取。有人说，企业存在的原因可以从劳动分工中发现。这是厄舍教授的观点，这一观点已被莫里斯·多布先生接受和扩展。企业是“劳动分工日益复杂的结果……经济分工程度的增长需要一定的一体化力量，没有一体化力量，分工将导致混乱；而且正是因为在分工经济中存在一体化力量，产业形式才富有意义。”34这一答案的结论是明显的。“分工经济中的一体化力量”已经以价格机制的形式存在了。经济科学的主要功绩或许是它已表明没有理由认为专业化必然导致混乱。35莫里斯，多布先生给出的原因因此是站不佳脚的。必须说明的是，为什么一种一体化力量（企业家）会替代另一种一体化力量（价格机制）。在奈特教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可以找到已有的说明这一事实的最有意思的（也可能是最广为接受的）理由。他的观点将详细说明如下。奈特教授从不存在不确定性的体制开始说明：

　　“个体在绝对自由而没有合谋人的情形下的行动，应该是通过劳动的一级和二级分工及资本的使用等来组织经济生活，这在今天的美国已发展到广为人知的程度。能唤起人们想象力的基本事实是生产团体和行政机构的内部组织。当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时，每个个人都能够掌握有关势态的全部知识，任何责任管理的性质和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就都没有必要了。甚至任何现实意义上的市场交易也将不复存在。未经加工的原材料和生产服务流向消费者将完全是自动的。”36 

　　奈特教授说，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协调是“单靠试错法发挥作用的长期实践过程的结果，”没有必要“去想象每个工人处于与他人的工作有关的‘事先建立起的和谐’气氛中在恰当的时间里准确无误地做着恰当的工作。那里或许有旨在协调个人活动的管理者和监督者等”这些管理者仅承担单纯的日常职能，“没有任何性质的责任。”37 

　　奈特教授接着说：

　　“把不确定性、无知的事实和只靠判断而不靠知识进行行动的必要性导入伊甸园式的情形中，其特征会完全改观……伴随着不确定性的存在而行事，行动的实际执行在现实意义上变成生活的次要部分了，而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38 

　　不确定性的事实带来了有关社会组织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物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其基础是完全非个人的需求预测，而不是为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生产者承担了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第二，预测工作和与此同时的对生产的技术指导和控制的大部分会进一步集中在一小部分生产者那里，由此出现了新的经济工作人员棗企业家。……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任务相对于其实施处于支配地位，生产团体的内部组织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和机械性的细节。决策和控制功能的集中化是亟需的，一个‘头领化’的过程不可避免。”39 

　　最根本的变化是：

　　“在这种体制下，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或保证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以此作为对实际结果进行分配的交换……出于人类的天性，我们知道，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特定结果而没有赋予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是不现实的和非常罕见的。另一方面，没有这样的保证，后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前者的指挥之下……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40 

　　这些引语表明了奈特教授的理论的实质。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因为良好的判断力通常与一个人对其判断力的自信心相联系，所以这个特殊阶层起着作用。41 

　　奈特教授似乎给自己留下了几个需要商榷的题目。首先，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某些人具有较好的判断力和知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从亲自参加生产中获得收入。他们可以出卖建议和知识。每－个企业都买下了一大帮顾问的劳务。我们可以想象－个所有的建议和知识都是按需购买的体制。其次，通过与正在进行生产的人缔结契约而不是主动地参加生产也能以较好的知识和判断力获得报酬。商人购买期货即为一例。但这只不过说明，给予完成的某些行为以报酬保证而没有去指挥这些行为的完成，是完全可能的。奈特教授说“基于人类的天性，我们知道，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特定结果而没有赋予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是不现实的和非常罕见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大部分工作是根据契约去做的，就是说，契约保证给缔约人的某些行为以一定的收益。但这并没包含任何支配。然而，这确实意味着相对价格制度发生了变化，并将出现生产要紊的重新安排。42奈特教授提到的“没有这样的保证，后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前者的指挥之下”这一事实与我们正在考察的问题无关。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奈特教授认为“即使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体制中，仍存在协调者，尽管他们仅承担日常工作的职能。奈特教授迅速补充说他们将“没有任何性质的责任”，于是问题出现了：谁给他们报酬？，为什么？奈特教授似乎从末说明价格机制被替代的原因。

4

　　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看来是重要的，那就是上述讨论与“企比成本曲线”的一般问题的相关性。人们有时假定，如果企业的成本曲线向上倾斜，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在规模上会受到限制；43而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在规模上受到限制是因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企业不愿意付出大于产出的生产代价。44但显然企业可以生产一种以上的产品，所以，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成本曲线向上倾斜和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边际成本通常不低于边际收益的事实会限制企业的规模。45罗宾逊夫人46作出了仅生产一种产品的简单假定，但研究企业生产的产品种数是如何决定的，显然是重要的，同时，没有一种假定实际上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理论会有非常大的实际意义。

　　有人或许会说，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既然生产的每一种产品都能按照通行的价格出售，那么就没必要生产任何其他产品了。但这一说法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可能存在这一情况：组织一种新产品的交易较之继续组织老产品的交易成本要低。这一点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加以说明。根据冯·屠能的思路，设想有一个小镇，是消费中心，还有一些产业分布在这个中心的周围。这些情况可用下图说明，其中A，B，C表示不同的产业。设想一个企业家从X开始控制交易。现在，当他在同一种产品（B）上扩大其生产经营活动时，组织成本会增加，直到它等于邻近的其他产品的组织成本为止。随着企业的扩张，企业生产由此将从一种产品发展到多种产品（A和C）。这样处理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47但对于表明仅仅论证成本曲线倾向于向上不能得出企业规模会受到限制的结论，则是必要的。至此，我们只考察了完全竞争的情况，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确定企业的规模，我们不得不考虑市场成本（即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和不同企业家的组织成本，而后我们才能确定每一个企业生产多少种产品和每一种产品生产多少。因此，肖夫先生48在他的关于“不完全竞争”的论义中显然提出了罗宾逊夫人的成本曲线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上面提到的因素似乎是与此相关的。

5

　　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是，看一看已经发展起来的企业概念是不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相一致。通过考虑通常被称为“主人与仆人”或“雇主与雇员”的法律关系，我们能很好地研究现实中企业的构成问题。49这种关系的实质列举如下：

　　“（1）仆人必须向主人或主人的其他代理人承担提供个人劳务的义务，而契约就是有关物品或类似物品的出售的契约。

　　（2）主人必须有权亲自或者通过另一个仆人或代理人控制仆人的工作。有权告诉仆人何时工作（在服务时间内）和何时不工作，以及做什么工作和如何去做（在服务范围内），这种控制和干预的权利就是这种关系的本质特征，它从独立的缔约人或从仅向其雇主提供其劳动成果的雇员中区分出了仆人。在后一种情形中，缔约人或执行人不是在雇主的控制下做工作和提供劳务，而是他必须计划和设法完成他的工作，以便实现他答应提供的结果。”50 

　　由此可见，指挥是“雇主与雇员”这种法律关系的实质，这正是上文所提出的经济概念。巴特教授的话是值得注意的“代理人与仆人的区别并不是存在或不存在固定工资或由企业专门委员会决定的报酬，而是代理人有就业的自由。”5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给出的定义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我们的定义是现实的。那么，我们的定义能应用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当我们考虑企业应多大时，边际原理就会顺利地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始终是，在组织权威下增加额外交易要付出代价吗？在边际点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或是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实业家们不断地进行实验，多控制一点或少控制一点交易，用这个办法来维持均衡。这就为静态分析提供了均衡状态。但显然，动态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一般只有对引起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和市场成本的变化作了调查，才能说明企业规模为什么扩大或缩小。我们因此有了滚动均衡理论。上面的分析也似乎澄清了经营和管理之间的关系。经营意味着预测和通过签订新的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实业家们通常具有这两种功能是上面所讨论的市场成本的明显结果。最后，这样的分析就使我们更准确地叙述企业家的“边际产品”的含义。但对这一点的详细描述会使我们远远超出相形之下较为简单的定义和分类的任务。

　　注释：

　　1 Joan Robinson，Economics is a Serious Subject，p.12.　

　　2 N. Kaldor，“The Equilibrium of the Firm，”Economic Journal, March，1934。

　　3 Op. Cit.，p.6．

　　4 J. M. Keynes，Essays in Biography，pp.223一4·

　　5 L. Robbins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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